数海星的女孩

在达纳角的潮池边遇见那个女孩，是二〇二六年九月第二个星期六的傍晚。那天的低潮在下午五点四十一分，潮高负零点一英尺。这些数字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就像记得一个早已不再拨打的电话号码。

那年秋天，电视上的气象预报员每晚都用一种近乎兴高采烈的语调谈论厄尔尼诺。“强厄尔尼诺。”他说，在“强”字上稍稍加重了语气，仿佛主场球队终于打进了季后赛。他身后是一张太平洋海温图，赤道一带红得发紫，活像谁把一整瓶番茄酱泼了上去。我坐在沙发上喝着罐装啤酒，盯着那片红色看了好半天。不知何故，我想起了小时候发烧时母亲按在我额头上的那只手。

那时我三十四岁，在尔湾一家专做医疗器械说明书的翻译公司上班。说是上班，其实大半时间是在家里对着电脑，把“请勿在磁共振环境中使用本设备”之类的句子从一种语言搬进另一种语言。工作不坏，也谈不上好，就像厨房架子上的不锈钢水壶，既不给人带来惊喜，也不至于叫人失望。妻子——准确说来是前妻——那年春天搬回了旧金山。她带走了她的书、她的咖啡磨豆机，还有那盆怎么也养不好的龟背竹，留给我一套两居室公寓、半打没拆封的意大利面，以及大把多出来的周末。

为了打发那些周末，我开始去看潮池。

说起来，并没有什么像样的理由。某天在超市收银台旁的架子上，我看到一沓免费的潮汐表，印在扑克牌大小的硬纸卡上，正面是一家冲浪用品店的广告，背面密密麻麻排着一整年的潮位。我抽出一张，站在那里看了好一阵子，直到身后排队的老太太轻轻咳嗽了一声。高潮，低潮，又是高潮，又是低潮。月亮每天迟升起五十分钟左右，潮水也就跟着迟来五十分钟。对这些数字，我生出了一种莫名的亲切感。这世上至少还有一样东西，是按着规矩准时到来、又准时离去的。

潮位降到零以下的日子，海边的岩床便会整个露出来。那就是看潮池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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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纳角的潮池在港湾西头，海岬脚下。停车场边上有一座白色的海洋学院，从前码头上还泊着一艘仿古的双桅帆船，名叫“朝圣者号”，几年前不知怎么就沉在了自己的泊位上，后来被拆掉了。我没见过那艘船。等我知道它的时候，它已经不在了。世上许多东西都是这样。

海岬是一面赭黄色的峭壁。一百九十多年前，一个名叫理查德·亨利·达纳的哈佛学生因为眼疾休了学，跑到一艘也叫“朝圣者号”的商船上当水手，在这里和伙伴们一道把晒干的牛皮从崖顶扔下去。¹ 据他在书里写，牛皮又大又硬，对折着，好比书的封皮，风一吹，便在半空中忽上忽下地打转，活像断了线的风筝。后来这个地方就用他的名字命名了。在悬崖上扔了几天牛皮，就有了一座以自己命名的城市——人生这东西，委实难以预料。

退潮的时候，峭壁下的岩床像一张被人掀去了桌布的桌子，把底下的东西一股脑儿亮了出来。贻贝密密匝匝地挤成黑压压的一片，鹅颈藤壶从岩缝里探出灰白的脖子。聚生海葵缩成一个个沾满碎贝壳的小疙瘩，有小孩子拿指尖碰上一下，它便“噗”地吐出一小股水，合得更紧了，仿佛被人一语道破了心事。寄居蟹背着不大合身的螺壳在水底匆匆赶路，也不知要赶到哪里去。入口处立着一块牌子：此处为海洋保护区，请勿带走任何生物、贝壳和石块。我从没想过要带走什么。我只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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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在岩床上转了半个多小时，太阳已经斜到离海面只有一拃高的地方。在靠外侧的一个潮池旁边，我看见了她。

她蹲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一只落在礁石上的白鹭。灰色连帽衫，袖子挽到胳膊肘，齐耳短发用一只黄色发夹别在耳后，膝头搁着一块写字板。脚上是一双旧得发白的帆布鞋——在长满海藻、滑溜溜的湿石头上穿帆布鞋，实在算不上明智之举。我本想从她身后悄悄绕过去。

“有章鱼。”她说，没有回头。

我环顾左右。附近没有别人。

“章鱼？”

“那块石头底下。看得见一只眼睛。”

我在她旁边蹲下，朝她铅笔所指的地方望去。潮池不过浴缸大小，水清得几乎让人忘记那里有水。一块扁平的石头底下，确实有什么东西在看着我们。那是一只金色的眼睛，瞳孔横着，细细一道，像信箱的投信口。眼睛下方有一个蓝色的圆圈，仿佛谁用圆珠笔在那里描了一只假眼。

“双斑章鱼。”她说，“两边各有一个蓝圈。那是假眼睛，用来吓唬对手的。”

“吓得住吗？”

“不知道。反正我没被吓住。”

我们就那样蹲着，看了章鱼好一会儿。章鱼也看着我们。它的颜色随着光线微微变幻，一会儿像湿沙子，一会儿像生了锈的铁。

“它是在看我们吧？”我说。

“嗯，在看我们。”她说，“不过在它看来，大概是两只奇怪的生物被关进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没有水的潮池里。”

我想了想，觉得她说得不无道理。

她在写字板上记了点什么。我瞥了一眼，纸上画着一张表格，一格一格填着铅笔写的数字。

“在数章鱼？”

“在数海星。”她说，“章鱼是附带的。”

她说的是赭石海星。紫色的也好，橘黄色的也好，都是同一种。从二〇一三年开始，整个北美西海岸的海星都染上了一种怪病，先是身上出现白色的伤口，接着腕足一条一条自己脱落，最后整个身体化成一摊白乎乎的东西，前后不过几天工夫。几年之间，死去的海星数以十亿计。

“现在慢慢回来了一些。”她说，“所以得有人数。”

她二十岁，在尔湾的大学读海洋生物，二年级。每逢大潮的低潮，她就来这里，替一个记录潮间带的志愿项目数海星。

“上个月是十一只。”她用铅笔敲了敲写字板，“今天，十三只。”

“多了。”

“多了两只。”她说，“不过也可能是上个月有两只躲起来了。海星这东西，很难说的。”

“我倒从没想过海星也会躲起来。”

“什么都会躲起来的。”她说。那口气理所当然，就好像在告诉我太阳从东边升起。

她说话有个习惯，每说完一句，总要停顿那么一下，仿佛在确认那句话有没有好好地落到地面上。

后来我们一起在岩床上走了一会儿。她指给我看一只海兔，个头有烤红薯那么大，红褐色，身上缀着浅色的斑点，正慢吞吞地啃着一片海藻。她说海兔一受惊就会喷出紫色的汁液，“像一瓶打翻了的葡萄汁”。我说电视上天天在讲厄尔尼诺。她点点头。

“上一次强厄尔尼诺的时候，南加州的海滩上冲上来成千上万只红色的小螃蟹，整片沙滩都是红的。”她说，“那年我九岁，在电视上看到的。我还以为世界末日要来了。”

“结果没来。”

“没来。”她说，“世界末日这东西，好像总是迟到。”

不知什么时候，潮水开始回来了。最先察觉到的是脚底：方才还露在外面的石头，已经悄悄漫上了一层薄薄的水。太阳沉进海里，西边的天空变成了某种只在旧明信片上才见得到的颜色。

“下一次大潮在两个星期后，”她说，“二十六号，星期六，满月。低潮在五点二十几分。你来吗？”

“来。”我说。话一出口，连我自己都有点吃惊。

“那我们一起数。两个人数，大概会准一些。”

她问我身上有没有纸。我在口袋里摸了摸，摸出那张潮汐表。她把它翻过来，在冲浪店广告下面的空白处写了一串电话号码，又在号码后面画了一颗小小的五角星。

“要是我没来，”她把卡片还给我，“你就打这个电话，问我为什么没来。”

“要是我没来呢？”

“那我就一个人数。”她说，“反正海星又不在乎。”

她拎着写字板，踩着那双不合时宜的帆布鞋，一步一滑地朝停车场走去。走出十来米，她回过头，朝我扬了扬写字板。我也扬了扬手里的潮汐表。直到她的背影消失在海洋学院的白墙后面，我才想起，我连她叫什么名字都没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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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两个星期，我过得同往常没有什么两样。白天把“若设备出现异常发热，请立即停止使用”译成另一种语言，傍晚煮意大利面，用大蒜和橄榄油拌了吃。星期三晚上一口气熨了七件衬衫。那张潮汐表，我用一块菠萝形状的磁铁贴在了冰箱门上，每天早上取牛奶的时候，都能看见那颗小小的五角星。

厄尔尼诺倒是一天比一天来劲了。海水暖得出奇，预报员的语调也一天比一天亢奋。到了第二个星期，一场在墨西哥外海生成的飓风顺着暖得反常的海水一路往北爬。预报员说，厄尔尼诺之年，东太平洋的飓风总是格外多，也格外喜欢往北走；它在登陆之前会减弱成热带风暴，但会给南加州带来巨浪和暴雨。他说这话时的表情，就像在宣布一件期待已久的喜事。

星期四晚上的新闻里，橙县宣布：由于浪高可能超过十五英尺，加之暴雨引发落石和污水外溢，从多希尼州立海滩到达纳角海岬一带的海滩和潮池区域暂时关闭，重新开放日期另行通知。电视画面上，一个穿红色制服的救生员正把一条黄色警戒带拉过沙滩的入口，动作慢条斯理，像在给一件礼物系上缎带。

我拿起电话，又放下了。约好的是星期六。在约好的时间之前打电话，总觉得有点犯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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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一早就下起了雨。

明知没有用，下午四点多，我还是开车去了。雨刷在挡风玻璃上来回摆动，收音机里碰巧在放海滩男孩的《Surfin' U.S.A.》，歌词里唱到了多希尼。² 一九六三年的多希尼，想必是个阳光灿烂的地方。

通往海岬的路口拦着黄色警戒带，带子上挂着一块牌子，写着“海滩关闭”。旁边停着一辆救生员的白色皮卡，雨刷有一下没一下地摆着，看不清里面有没有人。浪比我见过的任何时候都大。白色的浪头一个接一个撞上防波堤，碎成漫天水雾，又被风卷着横扫过空荡荡的停车场。潮池所在的那片岩床，这时已经完全埋在了泡沫底下。

我把车停在海洋学院旁边，熄了火，坐在那里看着那片白色。章鱼想必正缩在它那块扁石头底下。十三只海星——或者十一只，或者别的什么数目——此刻想必正用它们那几百只管足，死死抓住岩石。

车上的时钟显示五点二十四分。按潮汐表上的说法，此刻正是低潮。然而眼前的海水丝毫没有退下去的意思。

出门前，我把潮汐表从冰箱门上取了下来，这时它就躺在副驾驶座上。我把它翻过来，照着背面的号码拨了过去。铃声响到第四下，她接了。

“我就猜是你。”她说。

“为什么？”

“这个号码，我只写在过一张潮汐表上。”

雨点噼噼啪啪地打在车顶上。

“你现在在哪里？”她问。

“停车场。海洋学院旁边。”

“海滩不是关了吗？”

“关了。”

“那你还去？”

“嗯，还是来了。”

“傻瓜。”她说。不过那声音里没有半点取笑的意思，倒像是在念一个早就念熟了的单词。

她在尔湾的公寓里。窗外是另一个停车场，几棵桉树被风吹得东倒西歪。她正在吃冷冻卷饼，微波炉转了两分半钟，中间还是凉的。

“你把电话对着海。”她说。

我摇下车窗。雨立刻斜着扫了进来，打湿了我的袖子。我把手机伸到窗外，朝着浪的方向举了半分钟左右。

“听见了吗？”我把手机拿回耳边。

她沉默了一会儿。

“听见了。”她说，“好大的声音。”

“海星它们不要紧吧？”

“不要紧的。”她说，“它们抓得很紧。比我们想象的紧得多。”

然后我们聊了起来。聊的全是些无关紧要的事。冷冻卷饼为什么中间总是凉的。双斑章鱼只能活一两年，所以下一次见到的那只，很可能已经不是上一次那只了。她在弗雷斯诺长大，那里离海有好几个小时车程，夏天热得柏油路都会变软。九岁那年夏天，父亲开车带她去皮斯莫海滩，那是她第一次见到海。

“我站在沙滩上看了好久。”她说，“后来我想，大海是在呼吸。涨潮是吸气，退潮是呼气。一天两次，非常非常慢的呼吸。”

“那潮池呢？”

“潮池嘛，”她停顿了一下，“是大海呼气的时候，不小心露出来的东西。就像一个人叹气的时候，不小心说出了心里话。”

“那今天呢？”

“今天大海憋着一口气。”她说。

她问我为什么一个人去看潮池。我说起超市里的那张潮汐表，说我喜欢那种准时到来、又准时离开的东西。她问我是不是一个人住。我说是的，从今年春天开始。她没有再往下问。对此我很感激。

“我问你一个问题。”她说，“没有人数的时候，海星是几只？”

“跟有人数的时候一样多吧。”

“我不这么想。”她说，“我觉得没有人数的时候，海星就不是一只一只的了。它们只是‘海星’，一大片的，模模糊糊的。得有人来数，它们才变成一只、两只、十三只。”

我在脑海里想象那片模模糊糊的海星。不知为什么，那景象让我有点难过，又有点安心。

“那今天就没有人数它们了。”

“是啊，”她说，“今天它们就只好模模糊糊地过一天了。”

车窗上蒙了一层白雾。我用指尖在上面画了一颗五角星。透过五角星，看得见外面黑沉沉的海，和不断涌起又不断碎掉的白浪。手机的电量从百分之六十一一点一点地降到了百分之十九。天完全黑了，满月想必就在云层上面什么地方，可我一眼也没看见。

我问她叫什么名字。

“下一次低潮的时候告诉你。”她说，“名字这东西，还是当面说比较好。”

“下一次低潮是什么时候？”

“十月十日，新月。”她几乎没有思考，“也是傍晚。不过要看海滩开不开了。”

过了一会儿，她说：“潮水已经涨上来了吧。”

我借着手机的光看了看潮汐表。离高潮还早，不过确实已经在涨了。

“那就挂了吧。”她说。

“嗯。”

“晚安。”

“晚安。”

挂断之后，我看了一眼屏幕。通话时长：一小时零二分。

我在车里又坐了一会儿，听着雨声，什么也没想。然后开车回家，煮了意大利面，用大蒜和橄榄油拌了，就着一罐啤酒吃了下去。一个小时零二分钟，我们说的全是些无关紧要的事：卷饼，章鱼，弗雷斯诺的夏天，大海的呼吸，模模糊糊的海星。可我觉得，自己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这样同一个人说过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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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日那天，海滩重新开放了。不过那是另外一个故事。

那张潮汐表如今还贴在我家冰箱门上。二〇二六年的潮水早已涨完又退完，卡片上的数字全都过了期，冲浪店的广告也褪了颜色。只有背面那串号码和那颗小小的五角星，还是原来的样子。

有时深夜醒来，去冰箱里拿啤酒，我会站在冰箱的光里，看它一会儿。此刻在达纳角，海水是正在退下去，还是正在涨上来呢？而那些海星，今晚有没有人在数它们呢？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