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重葛底下的山羊

二〇二七年三月初，我在一份血糖仪说明书里，遇见了一只长着六根手指的手。

那只手在第七页，图三。它捏着一张试纸，正要把试纸送进血糖仪的插口。图注写的是：“用拇指和食指捏住试纸的末端。”我照例先校文字，后看插图。文字没有问题。看插图的时候，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就像走进一个熟悉的房间，明明觉得有人动过家具，却说不出动的是哪一件。于是我一根一根地数了下去：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小指外面，还有一根。它安安静静地待在那里，神情坦然，仿佛打一开始就在那里，倒是我少见多怪。

这几年，我的工作早已从“翻译”变成了“校对机器的翻译”。机器翻出来的句子大体通顺，挑不出多少毛病，就像连锁酒店的客房：床单雪白，毛巾叠得方方正正，可是第二天早上醒来，你怎么也想不起自己是在哪一座城市。说明书里的插图，从前是一位住在圣地亚哥的插画师画的。我见过她寄来的原稿，铅笔线底下还留着橡皮擦过的淡淡痕迹，像雪地上被风抹平了一半的脚印。后来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插图也换成了别的东西来画。画得又快又干净，一处擦过的痕迹也没有。

我在校对意见里写道：“图三中的手有六根手指，请确认是否为设计意图。”

两天以后，客户回了信，只有一句话：“不影响使用。”

我想了想，觉得他们说得不无道理。长着六根手指的人，想必也能照着这一页测出自己的血糖。

第二版寄来的时候，那只手改成了五根手指。只是大拇指长到了另一边。

我把那张图放大，看了很久。画它的东西知道一只手长什么样子，却不知道一只手是拿来做什么的。它画得那样干脆利落，大概一次也没有犹豫过。要是它肯犹豫一下，哪怕只是一下，或许就会停下笔来，从头数一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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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说明书寄来的那天是星期五。那天晚上，我在 Buy Nothing 群组里看到一条帖子。

“送：油画一幅，后院的芭乐树。十六乘二十英寸，已装框。机器画的。门廊自取。北林。”

发帖人的头像是半个切开的番石榴，粉红色的瓤，一圈细细的籽。我认得那个番石榴。去年夏天，送我电蚊拍的那位北林老太太，顺手还送了我一袋她家后院结的番石榴，跟这一个长得一模一样。——当然，番石榴这东西，大概长得都差不多。

帖子是三个星期以前发的，下面有二十几条留言。

“机器画的？那算了。”

“现在手机上三秒钟就能弄出一张，还比这个好看。”

“我家已经有两幅了，有没有人要？”

“支持阿嬷！”后面跟着三颗红心，却没说要。

“请问是手绘吗？”

发帖人在这一条下面回答：“不是我的手。”

按群组里的规矩，送东西的人要从留言里挑一个人。可这二十几条留言里，没有一条说“我要”。我想象那幅画靠在门廊的墙上，一天一天地等下去的样子，觉得它有点像机场出口那些举着名牌的司机，飞机早落地了，要接的人却始终没有出来。

我留了一句：“我要。去年夏天的番石榴很好吃。”

第二天早上，我收到一条私信：“礼拜天上午十点来。早一点来，可以看它画。——郑”

我把这句话读了两遍。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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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星期天凌晨两点，全加州的钟都被拨快了一个钟头。夏令时开始了。我少睡了一个钟头，那个钟头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郑太太的家在北林一条弯弯曲曲的街上。街道两旁是高高的桉树，太阳一晒，满街都是一股风油精的味道。房子是单层的，墙刷成淡黄色，车道上没有车，车库的门开着。

她站在车库门口等我。跟去年夏天见到她的时候一样，个子小小的，银灰色的短发烫着细细的卷，老花镜用一根链子挂在脖子上。她的右手一直在轻轻地抖，像是在替一首谁也听不见的曲子打着拍子。

“你来得早。”她说，“芭乐好吃吧？”

“好吃。”

“今年会结更多。雨多嘛。”

车库里没有车。车库正中间，立着一台机器。

那台机器差不多有一架立式钢琴那么大。正面是一个木架子，上面竖着夹了一块绷好的白画布。画布前面伸着一条黄铜做的胳膊，胳膊末端夹着一支画笔，弯着肘，一动不动，像一个正在想下一步棋的人。胳膊后面是机器的肚子：一根粗粗的铜轴上，穿着一摞又一摞黄铜圆片，每一片的边缘都起起伏伏，像一叠被好多人轮流咬过一口的饼干。此外还有数不清的小齿轮，几段自行车链条，和一个从旧洗衣机上卸下来的马达。机器侧面装着一个小小的计数器，白底黑字的数字轮，据说是从一台旧加油机上拆下来的，上面显示着：0147。

旁边的工作台上，一字排开九只白瓷小碟，碟子里是调好的颜色：赭黄，土红，深褐，两种绿，天蓝，白，玫红，还有黑。

“颜色是我调的。”郑太太说，“它不会调颜色。老头子做了六年，就是没教会它调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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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些事，有的是那天上午郑太太告诉我的，有的是后来从她孙子那里听来的。

郑先生是修钟表的。十五岁在台南一家钟表行当学徒，一九七九年带着她来到加州，在土斯丁一家首饰店的柜台后面，一修就是三十三年。他修过的表，据郑太太说，“可以从这里一直排到长滩”。我在心里粗粗算了一下，按一只表盘四厘米算，那差不多是一百二十万只，三十三年里每天得修一百只。我没有说出来。

二〇〇九年，老两口去欧洲玩了一趟，那是两个人这辈子唯一的一次欧洲。在瑞士一座叫纳沙泰尔的小城，他们正好赶上那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天。那天，当地的博物馆把三个两百多年前做的机械人偶请出来，上紧发条，表演给大家看。¹ 其中一个，是坐在小桌子前的小男孩，手里捏着一支铅笔。

“它画了一只狗。”郑太太说，“画完了，还在旁边写了一行法文。讲解员说，意思是‘我的小狗’。画着画着，它还朝铅笔吹一口气，把灰吹掉。老头子在那里看得眼睛都直了，回到旅馆，一个晚上没睡着。”

那三个人偶出自一对姓雅克-德罗的父子之手。郑先生年轻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姓——瑞士有一个做表的牌子就叫这个名字。他一直以为那只是一个牌子。

“两百多年了，”那天夜里，郑先生躺在旅馆的床上，对着天花板说，“它画的狗还是像狗。”

郑太太年轻时念的是师专，学过画，在台南的小学里教过几年美术。来到美国以后，她在一家干洗店里熨了二十一年衬衫，礼拜天画画。画得不多，一年两三幅，画的大多是自家后院：芭乐树，晾衣绳，邻居家探过墙头来的一枝柠檬。

二〇一四年，她的右手开始抖。医生给这种抖起了一个很长的名字，说不要紧，不要命，只是会越来越厉害。

“我想，趁着手还听话，再画一幅。”她说，“就画后院那棵芭乐树。”

那一幅，她画了四个月。她画一笔，郑先生就在旁边记一笔：用的是哪一支笔，蘸的是哪一只碟子里的颜色，从哪里起笔，往哪里收，多长，多重，是快是慢。他用的是儿子小学时用剩的作业本——在储藏室里放了二十多年，总算派上了用场——一共记满了十一本。最后一本的最后一行写着：第四百一十二笔，右下角，签名。

“签名也算一笔？”我问。

“我签名就一笔。”她说。

画完那一幅的第二年，她的手已经抖得握不住画笔了。郑先生那时退休三年，正闲得发慌。他把车库里的东西清了出去，照着那十一本作业本，开始做这台机器。四百一十二笔，他一笔一笔地刻进那些黄铜圆片的边缘里。刻错了，就整片扔掉，重新来过。前前后后，做了六年。

“他为什么要做这个呢？”我问。

郑太太想了一会儿。

“因为我说过一句话。”她说，“我说，画画最好的时候，不是画好了的时候，是看着它一点一点出来的时候。”

“画好了的那一幅，我早就有了。”她说，“挂在客厅里。我想要的，是再看它出来一次。”

机器做好，是在二〇二一年秋天。第一幅画了三个钟头零七分。老两口搬了两把折叠椅，坐在车库里，从第一笔一直看到第四百一十二笔。二〇二五年春天，郑先生走了。走之前，他教会了孙子怎么换画布，怎么在铜胳膊卡住的时候，往哪个地方点一滴缝纫机油。

计数器上的数字，就是这样一格一格转到一百四十七的。北林这一带，大概有一百多户人家的墙上，挂着同一棵芭乐树。

“以前大家都抢着要。”郑太太说，“有一年圣诞节，有个人一口气要了三幅，说是送亲戚。从前两个礼拜画一幅，现在一个月才画一幅。画多了，没地方放。”

“今年不一样了？”

“今年不一样了。”她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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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点整，郑太太把九只碟子一只一只摆进机器旁边的托盘里，又试了试画布夹得牢不牢。然后她拍了拍机器的铜肩膀。

“老头，”她说，“开工了。”

我不知道她是在跟机器说话，还是在跟别的什么人说话。我没有问。

她按下开关。马达嗡的一声转了起来。

铜轴开始慢慢地转，那一摞被咬过的饼干，一片接一片地从一根细细的铜杆底下滑过去。铜胳膊动了。它先把笔伸进第一只碟子，蘸了赭黄，在画布上来回刷。不一会儿，整块画布就变成了一种温吞吞的土黄色，像午后三点的太阳照在一面旧墙上。

“打底。”郑太太说。

她搬来两把折叠椅——大概就是当年那两把——我们并排坐下。我决定数一数。理由我自己也说不大清楚，大概是这几年数东西数出了习惯：海星，蚊子，没有买的东西。

第一笔到第十六笔是打底。从第十七笔起，画布上方出现了天空，是加州那种蓝得有点不讲道理的蓝。接着是邻居家的屋顶，晾衣绳，墙头上探过来的那一枝柠檬。五十几笔的时候，树干出现了。先是一道深褐，接着在深褐旁边添上一道浅一些的赭黄，树干就忽然有了圆度，像一个人终于转过了身来。

每用完一种颜色，机器侧面的一只小皮老虎就“噗”地吹一口气。

“那个是做什么用的？”

“没什么用。”郑太太说，“老头子说，那个小男孩会吹气，他的也要会吹。”

铜胳膊的动作并不快。它蘸颜色，停一下，落笔，收笔，抬起来，再停一下。那一停一停之间，有一种说不出的从容，像是一个人在下笔之前，先在心里把这一笔又过了一遍。我知道，那一停，是十三年前郑太太停的。机器只是照着她的样子，也停了那么一下，只不过停得短一些。

十一点二十分左右，第一百九十几笔，树底下出现了一团黑。

“来福。”郑太太说。

来福是他们养过的一条黑狗，从尔湾的收容所领回来的，看不出是什么品种，活了十六岁。那团黑慢慢长出了四条腿，然后是身子，然后是脑袋。脑袋有点长。接着，脑袋上长出了两只耳朵——不，那不大像耳朵，倒像是两只往后弯过去的角。最后，铜胳膊换了一支细笔，蘸了白色，在它下巴底下点了一小撮毛。

我没有说话。平心而论，作为一只山羊，它画得委实不坏。

“像山羊吧？”郑太太说。

“……有一点。”

“老头子当年也这么说。他说，人家那个瑞士小男孩画的狗，两百多年了还像狗。我不服气，跟他吵了一架。那一架吵了差不多一个月。到最后，我自己也看出来了。”

她最后是怎么办的，接下来的二十几笔就是答案。铜胳膊换了一支笔，蘸了玫红，开始在那只山羊身上一下一下地点。点着点着，一丛九重葛就开了出来，开得热热闹闹，把来福——或者说那只山羊——严严实实地盖在了底下。最后一笔落下的时候，我看了一眼手表：十一点三十八分。那只山羊在这个世界上，一共存在了十八分钟。

“每一次都要先画一只山羊，再把它盖掉？”

“每一次。”

“为什么不直接画九重葛呢？能省下二十几笔。”

“老头子不肯。”她说，“他说，盖掉的东西也是画的一部分。没有底下那只山羊，上面的九重葛，颜色就不对。”

我看着那丛九重葛。玫红底下，确实透着一点说不清的暗，像是花丛深处藏着一小块午后的阴凉。真的九重葛底下，也总有那么一块阴凉。我想，郑先生说得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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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到中午的时候，郑太太的孙子骑着自行车来了。

他叫凯文，十六岁，个子比他奶奶高出一个半脑袋，脖子上挂着一副大得像耳罩的耳机。他是来给机器点油的，每隔两个礼拜来一趟。

“阿嬷，又有人要了？”

“这位先生要的。”

凯文上下打量了我一眼，像是在确认我是不是真的存在。

“我跟阿嬷说过好几次了，”他说，“帖子上不要写‘机器画的’。一写，就没人要了。”

“本来就是机器画的。”郑太太说。

“可它是一笔一笔画的啊。阿公一笔一笔刻进去的，阿嬷一笔一笔画出来的。跟那种不一样。”

“哪种？”我问。

凯文掏出手机，用两个大拇指飞快地打了一行字：芭乐树，油画，傍晚，好看一点。然后把手机递给我。三秒钟以后，屏幕上出现了一幅画。

老实说，画得很好，比郑太太的好。光从左上方斜照过来，每一片叶子都亮晶晶的，树底下的草地绿得恰到好处，连天边的云都像是被谁仔细梳过一遍。整幅画好看得无可挑剔。好看得就像——怎么说呢——就像把一千张番石榴树的明信片叠在一起，对着灯光看。

楼下那位教统计学的邻居，有一次跟我讲过统计课上的一个老笑话：平均每个家庭有两个半孩子，可是谁也没见过那半个孩子。手机里的那棵树，有点像那半个孩子。它是世上所有番石榴树的平均数。可世上的番石榴树千千万万，没有一棵是照着平均数长的。

郑太太戴上老花镜，凑过来看了一会儿。

“很漂亮。”她说，把手机还给凯文，“就是没有犹豫过。”

“手机为什么要犹豫？”凯文说。

“画画的人都要犹豫的。”她说，“这一笔下去对不对，这个颜色要不要再深一点，那只狗是不是画得像山羊。犹豫了，才会改。改过了，底下就会留下东西。”

她指了指凯文的手机。

“它底下什么也没有。它是一下子就有了的。一下子就有了的东西，没有以前。”

凯文想了想，说：“可是挂在墙上，谁知道底下有没有山羊？”

“我知道。”

“那别人呢？”

“别人嘛，”郑太太说，“拿到医院去照一张 X 光就知道了。”

我说，美术馆里真有人这么干。芝加哥有一幅毕加索，画的是一个瞎眼的老人，低着头抱着一把吉他，通身都是蓝的。仔细看的话，不用照 X 光也看得出来：老人头顶上方，隐隐约约浮着一张女人的脸，她的下巴正好从老人的脖子上穿过去。那是毕加索先画上去、后来又盖掉的。油画颜料过了许多年，会慢慢变得透明一些，底下的东西就自己浮了上来。意大利人管这个叫 pentimento，意思是“后悔”。²

“后悔。”郑太太把这个词重复了一遍，像是在嘴里尝了尝它的味道。

然后她笑了起来，笑得右手抖得更厉害了。

“那只山羊，”她说，“就是我的后悔。”

凯文说：“那下次帖子上就写‘手绘’。反正是阿嬷画的。”

“不是我的手。”她说。

“可也不是机器的主意啊。”

郑太太转过头来看着我。

“你说呢？这一幅，算是谁画的？”

我想到自己的工作。机器翻出来的句子，我从头到尾看一遍，改上几处，交出去，就算是我译的了。说明书的封底上印着我的名字，小小的一行。可是有些句子，我连一个字也没有动过。

“我想，是您画的。”我说，“它只不过画得快一点。”

“快？”郑太太说，“我画了四个月，它画三个钟头。”

“嗯。”

“那四个月里，倒有一个月是在跟老头子吵那只山羊。”

“那它就是把吵架的那一个月省掉了。”凯文说。

“省不掉的。”郑太太说，“吵出来的结果，都在里头。”

我想起手机里那棵漂亮的树。它大概没有跟谁吵过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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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一点零七分，第四百一十二笔落在右下角：一个草书的“郑”字，一笔连下来，末尾微微向右上方挑起。铜胳膊抬起来，停在半空，皮老虎最后“噗”了一声。计数器的数字轮咔嗒转了一格：0148。

刚画好的这一幅还湿着，要留给下一个人。她给我的，是一个月前画好的那一幅，第一百四十七号，早已干透了，用牛皮纸包着，靠在门廊的墙上。她撕开牛皮纸的一角，翻过来给我看背面。画框背面，用圆珠笔写着一行字：

第147幅　2027年2月14日　芭乐树与九重葛（底下是来福）

这一幅，我并没有亲眼看着它画出来。不过我知道它底下有什么。背面也写着。

“芭乐熟了，”郑太太说，“再来拿。”

我抱着那幅画上楼的时候，楼下那位统计学教授正好出门倒垃圾。他也在那个群组里。

“机器画的那一幅？”他说。

“嗯。底下有一只山羊。”

他点点头，仿佛这句话把一切都解释清楚了。

“那就好。”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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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厅的墙上有一颗钉子。从前那里挂着一幅画，是前妻的，身上贴过一张黄色的便利贴。画走了以后，钉子还留在原处，在那里等了一年。这让我想起那些粘在花盆托盘内壁上的蚊子卵，干透了，也能在那里等上好几个月。钉子和蚊子卵，大概都很擅长等待。

我把芭乐树挂了上去。不大不小，正合适。

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好久没有睡着。也许是因为少了一个钟头。

我想着北林。一百四十七面墙上——如果那些画都还挂着的话——是同一棵芭乐树，同一根晾衣绳，同一枝探过墙头的柠檬。每一丛九重葛底下，都卧着一只山羊。谁也看不见它们。挂画的人，大多不知道它们在那里。

油画颜料过了许多年，会慢慢变得透明。也许要五十年，也许要一百年。到那时候，北林一带的墙上，九重葛底下会一只接一只地，慢慢浮出一只山羊来。一百四十七只山羊。我想象着那幅情景，觉得有点好笑，又莫名地有点安心。

凯文手机里的那棵树，过了一百年，还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它不会老，也不会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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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早上，公司寄来一份新的说明书，是一台家用血压计的。插图里的那只手是五根手指，大拇指长在该长的地方。我数了两遍。

正文，机器已经从头到尾翻好了，通顺，干净，一次也没有犹豫过。我照例一句一句往下校。校到第十一页，有这样一句：“测量前，请安静地坐五分钟。”

机器翻得一点错也没有。我看了它一会儿，把它删掉，自己从头译了一遍。换了两个词，又换回来一个。译完一看，跟机器原来那一句几乎一模一样。

没有人会看得出来。稿费是按字数算的，一个字也不会多给。

不过我知道，那一句底下有一只山羊。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