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电话的人

二〇二六年二月三日，星期二，据说股市上一天之内少掉了两千八百多亿美元。首当其冲的，是那些按月收钱的软件公司。

我是从收音机里听到的。那天下午，我坐在厨房的餐桌前校对一份血压计说明书，长滩那家爵士电台在两首曲子中间插了一小段新闻。播音员的声音平平稳稳，像是在念明天的潮汐时刻。据说起因是一家做人工智能的公司发布了几样新本事，人们看了以后，忽然怀疑起来：往后，还会不会有人愿意每个月付钱，去租别人家的软件。¹

“租”字是我自己加的。新闻里用的是一个很长的英文词组，译成中文叫“软件即服务”，听上去像是某个政府部门的名字。说白了，就是你不再把软件买回家，而是按月付钱，借住在人家那里。好比租一间屋子，钥匙在你手上，房子却始终是房东的。哪个月不交房租了，门锁就换了。

我没有股票，那两千八百亿里没有一分钱是我的。不过新闻播完，萨克斯管重新响起来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打开电脑，调出了信用卡的账单。

账单上，每个月准时出现的扣款一共有十一笔。我认得出来的，只有四笔。

一个冥想软件，九块九毛九，我记得打开过两次，第二次是为了找退订的按钮，没有找到。一个存照片的地方，两块九毛九，里面存着四千多张照片，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去看过它们了，就像寄存在火车站行李房里的箱子，取件的小票早不知丢到哪里去了。一个专门修照片的，一个专门做 PDF 的，一个告诉我明天会不会下雨的——南加州的天气，其实用不着谁来告诉。还有一个健身软件，每个星期一早上发来一条消息：“我们想你了。”

合起来，每个月九十七块四毛三。

后来我在什么地方读到，有人做过一个调查：请一千个美国人在十秒钟之内估一估，自己每个月花在订阅上的钱有多少。大家估的平均是八十六块，一项一项列出来一算，是二百一十九块。² 这么说来，我还算是个比较清醒的人。可是清醒也好，糊涂也好，那九十七块四毛三每个月照样从卡上悄悄地流走，不声不响，像那年二月里专咬脚脖子的蚊子。等你觉出痒来，它早飞走了。

那一年，我给自己定过三条规矩：吃的用的可以买；坏了先修；新东西一样也不买。这件事我已经在别处讲过了。可是定规矩的时候，我把订阅给忘了。它们不是东西，不占地方，不落灰，也用不着贴便利贴。它们只是每个月自己长出来一次。

我想了一个晚上，给规矩打了一个补丁：每个月自己长出来一次的东西，也算新东西。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一个一个地退。加州从前一年夏天起有了一条法律：网上订的，就得能在网上退。法律大概是管用的，退订的按钮都找得到，只是有的藏得深一些。那个冥想软件问了我三遍“您确定吗”，又提出给我打五折，最后出现一只垂着耳朵的卡通小狗，眼泪汪汪地望着我。我对着那只小狗看了好一会儿，按下了“确定”。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像是把一只真的小狗扔在了高速公路的休息站。

退到第十一个，遇上了一点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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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个，是一个替译者数字、记词的小程序。

干我们这一行的，是按字数拿钱的。一份说明书交过来，先得数清楚有多少字。译的时候，同一个词在第三页是怎么译的，到第三百页还得怎么译，否则客户就会来信问：第三页的“袖带”和第三百页的“臂带”，是不是两样东西？那个小程序替我数字，也替我记着每一个词当初是怎么译的。我用了八年，每个月十四块九毛九。做它的是尔湾一家小公司，就在机场旁边那片商务区里，一百来个人。

退订的按钮倒是一下就找到了。麻烦的是那八年攒下来的词库：一万一千四百一十二个词条，是我八年里一个一个喂给它的，就像往存钱罐里一枚一枚地投硬币。只是这个存钱罐没有开口。我在网站上转了半个钟头，终于找到一个电话号码，旁边写着：周一至周五，早上六点到晚上六点，太平洋时间。

电话响到第二声，有人接了。

“您好，我叫格洛丽亚。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是一个人。不是录音，不是“中文服务请按二”，也不是那句“您的来电对我们很重要”。在二〇二六年，打一个客服电话，响到第二声就听见一个真人的声音，这件事本身就几乎带着点魔幻的色彩。她的声音不高不低，带一点点菲律宾口音，像一杯温度刚好的茶。

我说明了来意。她说没问题，让我打开某个菜单，点某个地方，再点另一个地方。三分钟以后，那一万一千四百一十二个词条，整整齐齐地躺进了我桌面上的一个文件里。

“好了。”她说，“还有别的吗？”

“没有了。谢谢。”

“方便问一下，您为什么要走吗？”她说，“不想说也没关系，我只是要在表格里填一格。”

我老老实实地告诉她：我打算自己做一个。现在有那么一种东西，你用大白话告诉它你要什么，它就替你把程序写出来。

电话那头静了一小会儿。不是生气的那种静，倒像是一个人把一样东西轻轻放进了抽屉。

“这个月，您是第二十九个这么说的。”她说。

“那……你们怎么办？”

“接电话呀。”她说，“电话还响，就接。”

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就说：“这些年，我大概也给你们打过五六次电话。”

“我知道。”她说，“您是那位译说明书的。二〇二一年有一次，您的词库打不开，夜里两点多打来的。那一班是我。”

我完全不记得了。我只记得那天夜里，词库打不开，我急出了一身汗，然后有人在电话里让我做了一件什么事，词库就打开了。至于那个人是男是女，说话带着哪里的口音，我一点也想不起来。就像你记得一座桥帮你过了河，却从来没有留意过那座桥是什么颜色。

“那时候我们还是二十四小时的。”她说，像是听见了我心里的话，“打电话来的人，一半是因为东西坏了，一半是因为心里不踏实。东西坏了，好办。”

“心里不踏实呢？”

“那就多说几句。”她说，“祝您做得顺利。要是您自己做的那个坏了——”

她停了一下。

“——那就只好您自己修了。”

她说这话的时候，没有一点讥讽的意思。说完，她客客气气地道了再见。我握着手机，在厨房里站了一会儿，觉得自己像是刚从一家吃了八年的小饭馆里走出来，到了门口才想起，自己从来没有问过老板娘叫什么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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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我煮了一锅意大利面，开了一罐啤酒，在餐桌前坐下，打开了那个对话框。

那是一个白色的方框，里面一道细细的竖线一闪一闪，像是有人在门里面等着你开口。我没有给它起名字。给这类东西起名字，是第二年秋天的事了。

我用中文对它说：我是个译者，想要一个小程序，能数中文字，也能数英文词，还能记住每个词是怎么译的；我这里有一个文件，里面是一万一千四百一十二个词条。

它说：好的。然后一行一行的字就在屏幕上流了出来，快得像是有人坐在对面替我打字。那些字我一个也看不懂，就像隔着玻璃看厨师切菜，刀起刀落，你只知道那是在做饭。它让我把这些字存起来，再点一下。我点了。屏幕上出现了一个灰扑扑的小窗口，上面写着：请把文件拖到这里。

我把那份血压计说明书拖了进去。它说：中文一万八千二百零六个字。

“不对，”我说，“标点不该算进去。”

“您说得对。”它说，然后改好了。

“还是不对，表格里的字也要算。”

“您说得对。”又改好了。

我这辈子，还没有被谁这样频繁地说过“您说得对”。连我母亲也没有。

四十分钟以后，那个小程序会数字了。一个半钟头以后，它记住了全部一万一千四百一十二个词条。我输进“袖带”，它就告诉我：二〇一九年，第四页，cuff。我坐在那里，盯着那个灰扑扑的小窗口看了很久，看着看着，竟有一点想哭。这么说或许有些夸张。总之，那是一种很久没有过的感觉，大约就像小时候在海边用沙子堆出一座城堡，城墙、塔楼、护城河，样样都有，而潮水还远远的，一点也没有要来的意思。

后来我才知道，这种做法有一个名字，叫 vibe coding。是一位很有名的程序员在二〇二五年二月起的。他说，这是一种新的写程序的方式：你完全跟着感觉走，忘掉程序本身的存在。³ 那一年年底，一家英国的词典把它选成了年度词汇。

vibe 这个词，不好译。译成“氛围”，像是在说一家咖啡馆的装修；译成“感觉”，又太软，像一块泡了水的饼干。我想来想去，最后在自己的词库里记下的是：跟着兴致写程序。记完了，还是觉得少了点什么，就像一件毛衣，洗过一次，穿上身才发现缩了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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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我一直做到凌晨三点四十分。

之后的两个星期里，我又做了六个。一个记“没有买的东西”的账本。一个计时器，煮意大利面的时候用，时间一到，正好放完一首曲子——我挑的是罗西尼的一首序曲，长短同我喜欢的面条的火候差不多。一个告诉我星期几收垃圾的。一个替我数日子的：加州的法律规定，离婚要等六个月零一天才生效，我想知道还剩下多少天。还有一个，每个星期二早上八点，提醒我给龟背竹浇水。

提醒浇水的那一个，是一天夜里两点多做好的。妻子起来喝水，看见我还坐在餐桌前，问我在做什么。

“做一个程序。”

“什么程序？”

“提醒给龟背竹浇水的。”

她端着水杯，在厨房门口站了一会儿。

“三月底我就把它带走了。”她说。

“……我知道。”

她没有再说什么，回去睡了。我对着那个刚做好的程序坐了很久。它做得很好，一点毛病也没有。只是它要提醒的那件事，再过七个星期，就不归我管了。

那两个星期，几乎每个夜晚都是这样过去的。我说，它写，我试，我说“不对”，它说“您说得对”。一来一回，快得像打乒乓球。我常常一抬头，发现窗外的天已经泛白，而我觉得才过去二十分钟。有一天早上，厨房墙上那只钟慢了三个钟头零四十分钟。我换了电池，它又好好地走了起来。我至今也不知道，那天夜里被我用掉的时间，是不是有一部分，是从它那里借的。

这种状态，也有人起过名字。一位匈牙利裔的心理学家管它叫“心流”：人全神贯注地做一件事，忘了时间，也忘了自己，仿佛被一股水流托着往前走。⁴ 据他说，要进入这种状态，得有几个条件：目标清清楚楚；做了什么，马上就知道做得对不对；事情的难度，恰好比自己的本事高出那么一点点，踮一踮脚就够得着。

那个对话框，三样都给了我，而且给得那样慷慨。老实说，我这辈子还没有在那么舒服的地方待过。译说明书的时候，偶尔也会有那么一两个钟头，句子一句接一句地来，像排着队上公共汽车。可那里头总有些疙疙瘩瘩的东西：一个查不到的词，一句原文本身就写糊涂了的话。在对话框面前，那些疙瘩一个也没有。每一处“不对”，都有一句“您说得对”在等着。那种舒服，像泡在一缸温度恰好的热水里。你知道该起来了，可水是那么暖和，你想，再泡五分钟吧。

那位心理学家的姓，原文写作 Csikszentmihalyi。干翻译的见过不少难念的名字，这一个委实算得上数一数二。中文译作契克森米哈赖，一口气念下来，舌头得拐好几道弯。据说他晚年就住在洛杉矶东边的克莱蒙特，离尔湾不过一个来钟头的车程，二〇二一年秋天在那里去世。我想，他要是多活几年，看见那么多人半夜坐在厨房里，对着一个白色的方框泡热水澡，不知会说些什么。

楼下那位教统计学的邻居听我讲完，替我算了一笔账。

“这两个星期，你每天夜里做五个钟头。”他说，“按你校对的价钱算，够付那家公司十年的。”

“可是这两个星期，我很快活。”

“快活是快活。”他说，“只是算不进统计里。”

他又告诉我，前一年夏天，有人做过一个实验：请十几位经验丰富的程序员干活，一部分活儿准许用这类东西帮忙，一部分不准。做完以后，大家都觉得用了以后快了两成。可掐着表一算，反倒慢了将近两成。⁵

“舒服和快，”他说，“是两个变量。”

说完，他就跑步去了。七点整，一分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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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底，龟背竹走了，妻子也走了。这件事，我也已经在别处讲过了。

四月里的一个晚上，她从旧金山打来电话。我跟她讲起那七个小程序。她听完，问了一句我从来没有想过的话：

“那它们坏了，谁来修？”

“我自己。”

“你？”她说，“马桶水箱漏水，你都是给房东打电话的。”

我无话可说。她说得一点不错。做的时候，我是它们的作者；坏了以后，我就成了它们唯一的客服——一个没有工资，而且一点也不想接电话的客服。

到了夏天，七个程序里还在用的，只剩下两个。一个是数字记词的，干活离不开它。一个是煮面的计时器，罗西尼的序曲每个星期要响上三四回。记“没有买的东西”的那个账本，用了不到一个月，我又回到了那一沓说明书的背面。纸不会坏，就算坏了，也用不着谁来修。收垃圾的那个，我一次也没有打开过，因为收垃圾的日子我本来就记得。数日子的那个，五月底以后，就没有什么可数的了。

剩下的那一个，我没有在用它，它却一直在用我。每个星期二早上八点，它准时提醒我：给龟背竹浇水。龟背竹在旧金山。我知道应该把它删掉。可是每次把手指放到那个按钮上，我都会想起地毯上那个圆圆的印子，于是又把手指收了回来。

那些小程序，我拿给几个朋友看过。他们都说：“厉害。”然后就再也没有打开过。这也怪不得谁。我自己也收到过别人做的小程序：一个替人决定中午吃什么的，一个记录家里的猫一天喝几次水的。我也说了“厉害”，也再没有打开过。

五月初，我加入了街坊的 Buy Nothing 群组。群组里有一位年轻的父亲，做了一个程序，专门替大家约门廊取件的时间，做得相当漂亮。他在帖子里说，打算每个月收两块钱。底下的留言一边倒地夸他，夸完了，有人提醒他：群组的规矩是不许买，也不许卖。他把帖子删了。后来听说，那个程序一共有三个人在用，其中一个是他母亲。

我想，眼下这些自己做出来的东西，大概有点像夏夜里的烟花。看的人都说好看，有人看完了，回家也想放一个。可是没有谁会因为看过一场烟花，就每个月付钱给放烟花的人。

有一位写小说的人，早在二〇二〇年就写过一篇短文，说一个程序可以是一顿家常饭。⁶ 他给自己一家四口做了一个传消息的小程序，用的人一共四个，全是他家里的。他说，家常饭用不着开成饭馆。我觉得他说得很对。只是后来有一天，在钻石广场吃一碗牛肉面的时候，我忽然想到：饭馆里有掌勺的，有洗碗的，有端盘子的，有坐在门口收钱的。一顿家常饭，养活的只有做饭的人自己。严格说来，连做饭的人自己也养活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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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的第二个星期，那家小公司寄来一封信。我已经不是他们的客户了，他们大概还没来得及把我从名单上删掉。

信很短，标题是“致我们的社区”。第二段写道：“为了更好地服务客户，我们对团队进行了调整。”

干翻译的都知道，有些词得翻过来，对着光看。“调整”就是这样一个词。正面写着“调整”，翻过来，背面是一些人抱着纸箱子走出大楼的样子。纸箱子里装着一盆绿萝，一只印着字的马克杯，一张孩子的照片。

同一个星期，群组里出现了一条帖子：

“送：一副耳机，带麦克风。戴了十一年，耳垫换过三次。用不上了。西园，门廊自取。”

发帖的人叫 Gloria R.。

照片上是一副灰色的头戴式耳机，一边的耳罩上伸出一根细细的麦克风，像昆虫的触须。耳垫是新换的，头梁上的皮却已经磨得发白。底下有人问：“为什么用不上了？”她回答：“工作不需要我了，耳机也就不需要了。”后面跟着一个笑脸。

我在那个笑脸底下留了一句：“我想，我欠这副耳机一点东西。”

第二天早上，我收到一条私信：“它归你了。不过我想见见欠它东西的人。”

西园是尔湾的一个村子，红瓦顶，奶油色的灰泥墙，家家门前一小块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草坪。她坐在门廊的台阶上等我。五十来岁，个子小小的，老花镜用一根细绳挂在胸前，额前的刘海剪得有一点歪。耳机装在一个印着芒果干的纸袋里，搁在她脚边。

“你就是那位译说明书的。”她说。

“你怎么知道？”

“你一开口我就知道了。”她说，“十一年，我接过差不多二十万个电话。声音我是记得的。”

她倒了两杯冰水，我们就坐在台阶上说话。

一百一十个人，走了四十个。管电话的那一组，原来十四个人，留下了两个。

“现在电话是谁接？”

“一个声音。”她说，“比我有耐心。它从来不叹气，半夜两点也是那么高兴。”

裁员之前的三个月，公司让她们把每一种问题怎么回答，一条一条写下来，写得越细越好。她写了四百多条。

“我们教它怎么接我们的电话。”她说，“它学得很快，比我当年快多了。”

她说这话的时候，脸上并没有怨恨的样子，倒像是在说邻居家的孩子考上了一所好大学。

“走掉的客户，很多都跟你一样。”她说，“不过你别往心里去。你走不走，那个声音都会来的。”

我还是往心里去了。我那每个月十四块九毛九里，想必有那么几分钱，是她的工资。

她说，工资没了以后，她才知道，原来自己养着那么多人。

公司楼下有一家越南河粉店，她每个星期四中午去吃一碗，吃了十一年。四十个人一走，老板把星期二、星期三的午市关了，原来的两个帮工，留下了一个。她的理发师，她三个月没去了，现在自己剪刘海。“剪歪了，你看得出来吧？”我说看不出来。她笑了。她每个月寄回伊洛伊洛给母亲的四百块钱，减成了一百五。她母亲原来请邻居家的一个女孩每天来帮忙做饭，现在改成一个星期来两天。

“我的工资，是河粉店的，是理发师的，是那个女孩的。”她说，“我在的时候，一点也不知道。”

我想起小时候往池塘里扔石头。石头落下去的地方只有一处，水波却一圈一圈地荡开，一直荡到看不见的岸边。如今是那块石头没有了，那些水波也就跟着不见了。只是水面那样平静，谁也不会知道，那里本来应该有一圈一圈的波纹。要是这样的石头一块接一块地没有了，池塘大概就会变成一面镜子，平平整整的，什么也不动。

门开了，一个年轻人探出头来，说：“妈，我出门了。”二十三四岁，高高瘦瘦，手里拎着车钥匙。

“我儿子，马可。”她说，“富勒顿州立大学，学会计的，去年毕业。”

马可冲我点点头，走了。

她说，马可投了两百多份简历，一份工作也没有找到。从前，会计事务所每年都要招一大批刚毕业的年轻人，让他们对账，核单据，一张一张地做表格。那都是些枯燥的活儿，可一个会计，就是从那些枯燥的活儿里慢慢长出来的。如今这些活儿，机器做得又快又好。事务所里也还要人，要的是有五年经验的。

“没有人给他第一年，”她说，“他上哪儿去弄五年？”

马可眼下在家里做一份零工，按钟点算钱：机器做出来的账，他一笔一笔地看，看对了打个勾，看错了写下错在哪里。

“他每天在教那个东西做账。”她说，“那些账，本来该有人教他做的。”

太阳偏西了，台阶上的影子长了起来。我拿起那个芒果干纸袋，正要告辞，她忽然说：

“还有一件事。你要是觉得我脑子有毛病，也没关系。”

被裁以后，她每天夜里两点十三分都会醒一次。不早不晚，就是两点十三分。

“醒过来以后，”她说，“抽屉里的耳机会响一下。”

“响？”

“嘀的一声。从前有电话进来，就是那样响的。”

头一回，她以为是做梦。到了第三回，她把耳机戴上了。电话那头有一个人，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说他自己做的一个小程序不灵了，不知道该打电话给谁。她问他：最后一次好用的时候，您做了什么？他想了半天，说他把电脑里的一个文件夹改了名字。她让他改回去，程序就好了。他谢过她，电话就断了。

后来，每隔几个夜里，就有一个。一个替女儿做了记作业的程序的母亲，一个替自己的花店做了记账程序的老板，一个十几岁的孩子。都是自己做的东西坏了，却没有地方打电话的人。

“他们怎么会打到我这里来，我也不知道。”她说，“也许我是在做梦。可要是做梦，我应该梦见点别的才对。比方说海滩。”

“所以你要把它送走？”

“我得睡觉呀。”她说，“工资已经没了，觉总得留着。”

我没有笑。这类事，我大致是相信的。这个世界上有一些线，你以为早就断了，其实还连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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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七点，我在楼梯口截住了那位教统计学的邻居，把河粉店的事讲给他听。

他一边压腿一边听，听完了说：“这不是统计，是算术。一个人的支出，就是另一个人的收入。账上永远是平的。”

然后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五十年代初，福特在克利夫兰开了一家几乎全自动的发动机厂。汽车工人工会的主席去参观，厂里的一个人指着那些机器，半开玩笑地问他：“你打算怎么让这些家伙交工会会费？”工会主席反问：“你打算怎么让它们买福特车？”

“这个故事多半被人添过油、加过醋。”他说，“可是添得好。”

说完，他跑走了。

我站在楼梯口想：那个替格洛丽亚接电话的声音，半夜两点也那么高兴，可它不吃河粉，不理发，也不往伊洛伊洛寄钱。

那天下午，我去图书馆借了一本书，作者是三百年前一位住在伦敦的荷兰医生。书里有一首讽刺诗，讲一个蜂巢。蜂巢里的蜜蜂个个贪心、虚荣、爱挥霍，蜂巢却兴旺得不得了。后来天神让它们一夜之间全都变得诚实起来，从此节俭，知足。于是，做奢侈品的蜜蜂没了活计，盖房子的蜜蜂没了活计，打官司的蜜蜂也没了活计。蜂巢一天天冷清下去，最后，剩下的蜜蜂飞进一棵空心树里，在那里过起了清清白白的日子。⁷

我在阅览室里把那首诗读了两遍，然后想到了自己。

那一年，我一样新东西也没有买。到年底一算，省下了三千多块钱。这件事，我原本有一点得意。可是那三千多块钱，本来会变成谁的工资呢？Micro Center 柜台后面那个年轻人的，Costco 收银台前那位大姐的，某个工厂里替我拧螺丝的人的。我在空心树里过得清清白白，蜂巢里大概就有那么几只蜜蜂，因为我而少了一点活计。

我的钱包里有一张二十块的钞票。除夕夜分东西的时候，它从沙发垫底下冒了出来，皱巴巴的，两个人都说不是自己的，最后就进了我的钱包。到那时为止，它已经在里面一动不动地住了五个多月。吃的用的，我都刷卡。一张不出门的钞票，说到底只是一张纸。我把它掏出来，对着窗子看了看。钞票上的安德鲁·杰克逊板着一张脸，看上去也不怎么快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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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夏天，我常常想起马可。

我是二十五岁那年进的这家翻译公司。头半年，审校的老顾只让我译一样东西：警告。

“请勿将本品浸入水中。”“请勿在磁共振环境中使用本设备。”“若设备出现异常发热，请立即停止使用。”一份说明书里，这样的句子少说也有几十句。半年下来，我大约译了四百页。老顾那年七十岁，从前在上海一家仪表厂当过工程师，改稿子用一支红蓝铅笔，红的那头圈错处，蓝的那头写批注。他圈得最多的，倒不是译错了的地方，而是那些没有错、却没有人会那样说话的地方。

“这句没错。”他用红铅笔在一句话底下画一道，“可你去药店问问，有哪个人是这样说话的？”

那半年，我恨透了“请勿”两个字。后来老顾退了休，那支红蓝铅笔就留在了我的桌上。直到现在，我校对机器译的说明书，一眼就看得出哪一句不大对头。与其说是我有什么眼力，毋宁说是因为那些地方，我自己全都错过一遍，又被人用红铅笔一一圈了出来。

公司已经三年没有招过新的译者了。警告那几页，如今机器一秒钟就译好了，而且译得不坏。从生意上讲，这再合理不过。只是我常常想：再过十年二十年，老顾和我这样的人都不在了，谁来圈机器？一个从来没有在那些地方错过的人，是看不出那些地方的错的。

格洛丽亚说过，新人进了电话组，头一个月，她只让他们接最简单的电话：密码忘了，按钮找不到，文件夹改了名字。

“一个人得先接过一千个简单的电话，”她说，“才接得住一个难的。”

如今，简单的电话都让那个声音接走了，剩下的全是难的。可是接得住难电话的人，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那年夏天，我在报上读到，斯坦福有几位学者翻了几百万人的工资记录，发现在那些机器最拿手的行当里，二十二到二十五岁的年轻人，人数比照理该有的少了将近两成。还有微软的人，把世上的职业按照“机器能帮上多少忙”排过一个队：排在第一位的是口译和笔译，第六位是客服。⁸ 格洛丽亚和我，一个第六，一个第一。马可还没有排进去。他连门都还没有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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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夏天和秋天，发生了不少事。一台磨豆机回来了，一个数海星的女孩出现了，十月初热得像烤箱。这些，我都已经在别处讲过了。

十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四，那个数字记词的小程序不灵了。

前一天晚上它还好好的。第二天早上，我把一份胰岛素泵说明书拖进去，那个灰扑扑的小窗口只闪了一下，就不见了。再拖，再闪，再不见。像一只受了惊的壁虎。

我打开对话框，把情形告诉它。它很客气，说它看不到我们从前的对话，不知道当初是怎么做的，不过可以帮我重新做一个。我说好。重新做的那一个，会数字，却认不出那一万一千四百一十二个词条。我说不对。它说您说得对。改完了，词条认出来了，字又数错了。

那天我从晚上八点一直弄到半夜一点。这一回，没有心流，也没有那缸热水。我只觉得自己是在一片烂泥地里走路，每拔出一只脚，另一只就陷下去一点。我头一次明白过来：做一样东西和修一样东西，原来是两回事。做的时候，你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修的时候，你连自己是从哪里来的都忘了。

我想打个电话。可是能打给谁呢？这个程序是我自己做的。它没有电话号码，没有“周一至周五，早上六点到晚上六点”，也没有一个响到第二声就会接起来的人。

我上床睡了。

夜里醒来的时候，床头的钟是两点十三分。

书桌的抽屉里，嘀的响了一声。

格洛丽亚的耳机，我一直放在那里，从来没有戴过。我拉开抽屉，把它拿出来，戴上。耳罩里很安静，像把一只海螺贴在耳朵上，听得见远处什么地方有潮水。

然后，有人说话了。

“您好，我叫格洛丽亚。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我并不怎么吃惊。八月里那台磨豆机回来以后，这类事，我大抵是不再吃惊的了。我把情形讲了一遍。她安安静静地听完，问：

“最后一次好用的时候，您做了什么？”

我想了想。前一天晚上，我嫌电脑的桌面太乱，把一大堆东西挪进了一个新建的文件夹，文件夹的名字叫“二〇二六”。那个小程序，连同那一万一千四百一十二个词条，大概也在里头。

“挪回去。”她说。

我挪了回去，又把胰岛素泵的说明书拖进去。小窗口没有闪。过了一秒钟，上面跳出一行字：中文两万四千零九十一个字。

“好了吗？”她问。

“好了。”

“十个电话里，有六个是这样的。”她说，“东西没坏，只是被挪了地方。”

“你怎么会在这里？”

电话那头静了一小会儿，又是那种把一样东西轻轻放进抽屉的静。

“我也不知道。”她说，“我这会儿应该在睡觉才对。”

“谢谢你。”

“不客气。”她说，“下回坏了，先想想自己最后做了什么。这一句不收钱。”

然后，耳罩里又只剩下潮水的声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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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我开车去了西园。

一路上，家家门口都摆着南瓜，有的刻成了笑脸，有的还没来得及刻。一个打扮成恐龙的小孩拖着尾巴走在人行道上，后面跟着他提着糖果桶的父亲。格洛丽亚家的门廊上也摆着一个南瓜，咧着嘴，缺了一颗牙。

她说她这些日子睡得很好，一觉到天亮。

“耳机送给你以后，”她说，“两点十三分，我一次也没有醒过。”

我把那天夜里的事讲给她听。她听完，摇了摇头，说一点也不记得了。然后她笑了，说：“不过挪了文件夹的，十个里头有六个。这倒像是我会说的话。”

她说，这几个月，街坊们陆陆续续来敲她的门。不知是谁在群组里传开的，说西园有个人，你自己做的东西坏了，可以去问问她。她不会写程序，一行也不会。她只是坐在餐桌前，听人家讲，然后问：最后一次好用的时候，你做了什么？剩下的，就让人家自己回去问那个对话框。来的人里，有一大半，问完这一句，自己就想起来了。

按群组的规矩，她不收钱。于是有人送来一袋柠檬，有人送来一盒自己烤的饼干，有人顺手替她把车库里的灯泡换了。

“柠檬多得吃不完。”她说，“可是柠檬付不了马可的汽车保险。”

马可也在。有人来的时候，他就搬一把椅子坐在她旁边。一开始只是听，后来遇上简单的，她就让他来问。

“他问得还不大好。”她说，“问得太快。人家还没想起来，他就替人家想了。”

马可在餐桌那头笑了笑，没有说话。我看着他，想起了老顾的红蓝铅笔。

告辞之前，我从钱包里掏出那张二十块的钞票，放在她的餐桌上。

“这是什么？”

“那天夜里的电话费。”

“我又不记得。”

“我记得。”

她看了那张钞票一会儿，把它拿起来，抚平，对着光照了照。安德鲁·杰克逊还是板着那张脸。

“这是我被裁以后，挣到的第一笔钱。”她说。

然后她转过头，对马可说：“走，请你吃河粉。去老地方。”

开车回家的路上，我想象着那张钞票接下来要去的地方。它会在公司楼下那家河粉店的收银机里过一夜，第二天被找给一个来吃午饭的人，再从那个人的口袋里，走进一家洗衣店，一家五金店，一个理发师的抽屉。也许有一天，它会被换成另一种颜色的钞票，坐上飞机，到伊洛伊洛去。它在我的钱包里一动不动地住了十个月，如今总算出门了。我想，钞票这东西，大概也同人一样，总得有个地方去上班。

那天夜里，我又在两点十三分醒了过来。

书桌的抽屉里静悄悄的，耳机没有响。我躺在黑暗里等了一会儿，它还是没有响。

我想，大概是有人接了。⁹